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新时代必须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相较于国家安全其他领域，多种风险更容易波及经济安全领域，经济安全受到其他领域风险的冲击和影响也更大一些。因此，要着力增强经济活力，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强化国家安全。

一、经济活力与世界大国兴衰

有活力的经济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推动了技术变革，决定着大国的兴衰。经济活力被抑制，科技能力、财政能力和军事能力也随之被抑制，国家安全的基础随之被动摇。保罗·肯尼迪认为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对财富的配置是大国兴衰的关键，如果将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而不用于财富的再生产，会导致经济的衰退、进而导致军事力量的衰落。具有包容性制度是国家变得强大的主要原因，而汲取性制度则是国家衰落的主因。其中，汲取性制度未能很好地保护产权，抑制了商业活力、进而抑制了经济活力。

经济活力的降低不仅限制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削弱军事现代化能力，还导致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严重、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使许多社会矛盾得以滋长，构成国家安全的深层次威胁。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在西方，由于文艺复兴以后的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逐步消除了对商业、商人活动的束缚和限制，创造了商业繁荣的条件。商业繁荣增强了经济活力，推动了工业发展，进而推动了技术变革，技术变革又促进了军事力量的强大。在非西方地区，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并没有摆脱对商业、商人的束缚或限制，导致了经济活力较低，抑制了技术变革。经济活力导致了世界权力向西方的转移以及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掠夺、奴役甚至屠杀。在西方世界内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苏联等国在大国竞争中，相继崛起又衰落，美国今日虽然相对衰落，但仍然是经济、科技、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决定这一变化的同样是经济活力的大小。

二、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和崛起

在思想文化方面，为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儒家思想寻求宗法伦理实现家国同构，以伦理秩序建构政治秩序，而认为重利的商业精神则会冲击政治秩序，遂形成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到政治制度上，就是统治者出于政治利益需要，通过苛捐杂税、没收财产或禁止营业等方式，遏制各种民间经济活动，扼杀经济活力。近代以来，虽然官方主导的工商业活动日渐活跃，但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社会文化，仍延续着“轻商”思想。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战争的动荡、官僚资本的掠夺、苛捐杂税等，造成了经济长期混乱，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取消了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活力，但建立了稳定的政治秩序、相对健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统一的法律和财税体系，此外，地主阶级被改造，封建行会消失，新式教育取代了旧式教育，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现代产权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等，逐步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经济体系，正是这一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推动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国家安全的基础更加坚实。

三、大国竞争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国际环境对国家总体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友好的国际环境将助力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当前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以美国遏制与打压为主轴的大国竞争，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威胁。美国经历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其在保持自身经济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苏联实施全面遏制战略，是其认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成功经验，也是其当前遏制中国战略的基点。

近年来，美国对华的遏制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层面，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一方面通过战略武器的研发和实验，组建以美、日、澳、印等国为成员的反华联盟，挑动与中国有领土矛盾的国家对抗中国等，在中国周边生战生乱，诱使中国陷入军备竞赛或战争冲突，另一方面通过支持“港独”暴力活动、诱使“台独”对抗大陆、污蔑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政策以及扶持内部代理人等，激化内部矛盾，扰乱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其根本目的就是迫使中国扩大在军事方面的投入，减少对科研、教育、基建、公共福利等的投入，以此降低中国的经济活力，并最终促成中国的衰落。对中国经济和技术的打压更是着力于此。美国通过实施贸易争端、联合其盟友推动经济“脱钩”，精准打击华为、中兴、上海微电子等高科技企业，恶化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外交关系、进而恶化双边经济关系等，削弱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阻断对外部资金和技术的利用，遏制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而降低中国经济的活力。

四、提升经济活力维护国家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而且对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冲击。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内涵，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提升经济活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系是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的源泉，也是推动技术创新、增强国家财力、支撑国防安全的基础，因而是兼顾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的关键。新时代应紧紧围绕增强经济活力这一战略目标，从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创造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多种条件。

第一，维持国家安全与经济活力的动态性平衡。一是处理好稳定外部环境和保持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处理好军费预算和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使军费增长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挤占用于科技研发、公共教育、设施建设、公共福利等财政支出。二是处理好稳定国内政治秩序和增强经济发展效率的关系。应处理好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财政投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政治稳定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不以维护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而牺牲经济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

第二，构建富有竞争力、创新力的经济制度。这需要着力增强市场机制有效性，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等，使一切创造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还应构建宏观调控新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奠定经济活力的制度前提和政策基础。此外，还应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大众创新创业的内部和外部激励等。

第三，以更大程度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在战略层面，应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制度层面，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多边和双边贸易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在具体措施方面，应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构建深入融入世界经济的科技研发体系、营造更加合理的外资营商环境等。面对美国的遏制与打压，应以理性对非理性、开放对保守、节制对疯狂，以国际关系的改善营造对外开放的良好环境。

第四，营造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经济活力归根到底是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力的体现和结果。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依法治国等，提升经济活力的政治基础。二是培育和践行企业家精神、商业精神、工匠精神，逐步革除“官本位”思想，构建支撑经济活力的思想文化条件。三是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基础上不断增加对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使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夯实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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