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省哲学学会、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龙子湖校区召开。

研讨会以“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探索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认识论”为主题，围绕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社会认识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认识论、社会认识论视域下的人工超级智能、社会认识论视域中哲学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阐发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

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河海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省社科院等单位的知名学者，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州学刊》《江汉论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出版单位的代表100余人齐聚盛会。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作题为《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社会认识论》的报告。他系统梳理了作为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社会认识论的发展历程、理论建构、实践成果与未来方向。从发生学视角看，中国社会认识论与西方近乎同步独立诞生，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长期以来形成了理论、应用双向拓展的演进路径。社会认识论打通认识论与唯物史观，在达成理论创新的同时孕育了大批硕博人才。实践层面，社会认识论研究者致力于搭建高端智库平台，打造出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全球治理东湖论坛两大品牌会议，开展绿色GDP绩效评估，取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项，并开设本科公开课传播哲学自主知识成果。面对当下高度复杂的时代环境，社会认识论将聚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议题，统筹学界力量、推进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清华大学杨金海研究员作题为《如何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报告。

他认为，应当以“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为指导，坚持“文化主体性”原则，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同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和治学方法，从“经史子集”等几个方面总结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把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史学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等总结好，在此基础上，打造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这些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乃至整个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获得更多话语权，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贡献。

中国社科院余斌教授作题为《从唯物史观来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的报告。

他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的论述。他指出，这些原理、观念和范畴正是知识体系的构成要素。当今世界的每一种文明都可以说是一种自主知识体系，它们都与该文明所对应的社会存在有着紧密的联系。知识体系会随着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不同民族的交往加快了各民族知识体系的演变。生活安定、物质富足、武力强大的社会存在会被人们所羡慕，那里的知识体系会得到其他地区人们的重视。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现代化，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与新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社会意识日益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杨国斌教授作题为《社会认识论视域中一些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阐发》的报告。

他从长期教学和科研的实际出发，二十余年来持续探讨“阶层”“文化”“文明”“共同体”“课程思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物质”“以人民为中心”等一些标识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果已经公开发表。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从概念的厘清起步，这样一些哲学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阐发可以打造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并以此推导出水文化、黄河文化、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的本质内涵。他进一步提出了哲学真理化，并以数学化、模型化、程序化、公理化等四化的方式展开探索，延续和证实了北京大学黄楠森先生提出的哲学科学化，在理论上有效推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努力把鲜活的理论讲鲜活、把彻底的道理搞彻底。

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作题为《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报告。他的报告立足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阐释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特征，从自主立场、观点、表达、实践四个维度剖析生态文明理论的自主性，指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完成“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三大话语体系的中国式整合，梳理出了一系列原创标识性概念与核心论断。

报告总结了理论构建的三大经验：在政治价值层面“红绿”融合，在发展范式上形成“N +绿色”模式，在话语传播中践行“两个结合”。同时强调，该理论植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现实实践，并非脱离世界发展进程，不能教条化理解自主性话语。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已初步建成，仍需跟随实践进程持续丰富完善。

南京大学蓝江教授作题为《如何在智能时代理解“恩格斯停顿”》的报告。“恩格斯停顿”出自罗伯特·艾伦的论文。他把工人变穷简化成“工资与产出之比”的公式，用“技术替代劳动”掩盖了资本家支配工人的事实，把技术看成中立工具。按马克思的观点，技术不是自发的纯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为多赚钱才引进生产的；技术革命是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不只是机器换人。

蓝江认为，今天AI造成的收入停滞与十九世纪根本不同：当年工厂扩张太快、工资没跟上；今天是金融资本主导，AI的好处早在股市被提前套现，没落到生产和工资上，技术还没改变生产方式就被吹成泡沫。因此不能坐等红利自动分配，要打破资本对AI的掌控，让数据、算法、算力全社会共享，让劳动者分到AI价值，把劳动控制权从平台手中夺回，把AI从投机引向实体和公共服务，使它从赚钱工具变成满足人民需要的力量。

华中科技大学吴畏教授作题为《超级智能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挑战》的报告。他指出，关于“超级智能”有着经验定义和先验定义两种基本方式。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用超级智能来指称这件事情更有意义：完全自主地“从零开始写一份有广度、有结构的综述”。既然当代自主的“人工智能历史学”逐渐成为现实，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它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门类当中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异己”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面对这种挑战。可能真正值得探讨的是超级智能能否从中国实践当中总结出甚至创造出“标识性概念”，假设它不能创造，但它基本肯定它可以生成各种不同语言的解释。

中山大学王华平教授作题为《从社会认知看AI陪伴的合理性与限度》的报告，从社会认知和心灵理论出发，探讨AI为何能够使人产生被陪伴的体验，以及这种体验的合理性与限度。人类的社会认知可以由语言、表情和互动回应等社会线索自动激发，并不要求交往对象具有真实的心理状态。生成式AI能够识别用户的情绪、意图和交往情境，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回应，满足部分情感需要。但陪伴体验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AI具有相应的情感能力，理解和回应用户也不等于能够承担持续关切与关系责任。过度迎合还可能强化用户的既有判断，削弱其理解他人、处理分歧的能力。

报告进一步提出能力相称、尊重他者性、发挥关系支架作用和防止情感操控四项规范要求，强调AI应避免诱导不合理的情感期待，维护用户的自主判断，促进现实人际交往，并改善实际的社会支持条件。

浙江大学李恒威教授作题为《生成主义与具身智能》的报告。他指出，随着大语言模型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具身智能”成为热点，但主流方案仍延续计算—表征主义预设，将身体视为执行指令的效应器。报告从“心智的生命观”出发，阐释生成主义要义：认知是具身能动者在与世界的结构耦合中生成意义世界的活动。报告提出“浅层—中层—深层具身”三级概念，判定当前“大模型+机器人”方案仍属浅层具身，并给出六条生成主义构建原则，以“生命层—调制层”分层容纳大模型语义能力。报告指出，构建原则改变必然带来评价标准转换：智能判准不再是任务完成度，而是系统能否自主维持存续并生成意义世界。生成主义为具身智能提供的是规范性理论坐标。

西安交通大学梁军教授作题为《数智时代道德教育的主体性迷失及其审视》的报告。他指出，数智技术深度嵌入道德教育，在拓展教育场域与交往方式的同时，也引发主体性迷失，其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逻辑对教育人文逻辑的系统性僭越。

报告将其表征概括为三重结构性困境：交往离身化抽离道德学习的具身根基，算法中介化使价值判断让渡于数据逻辑，虚拟泛在化使道德情境脱离真实生活。梁军教授进一步分析，工具理性僭越、数据化评价规训、教师权威消解与算法隐性控制叠加，共同挤压学生作为道德主体的自主空间。他提出，应确立“人是目的”的伦理底线，恢复道德教育的具身维度，培养数字时代道德批判素养，重建“人—技术—教育”的价值秩序，使技术回归辅助德性成长的“器”之地位。报告引发与会学者广泛关注与讨论。

湖南师范大学陈万球教授作题为《科学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与路》的报告。他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生产方式、治理结构与国际格局，其伦理风险呈现跨域性、系统性与不确定性交织的特征。西方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虽成果颇丰，但在资本逻辑支配、文化语境差异与治理路径依赖的约束下，难以完整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对科技伦理的需求，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因而成为紧迫命题。立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实践品格与批判精神，开掘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当代价值，以我国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为检验场域，阐明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基础；提出由本土标识性概念为核心的学理形态、以增进人类福祉为使命的价值形态、以中国自主伦理叙事为特征的话语形态、以统筹安全与发展为底线的制度形态、以细分场景精细化治理为落点的实践形态构成的内容体系；并从五个维度阐明其构建方法，以期为形成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伦理学提供学理支撑与路径参照。

河南省社科院王承哲研究员作题为《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河南篇》的报告。他指出，要立足河南自身发展逻辑、把握内在规律。厚重的文明根脉是河南独有的底色，为自主知识体系夯实文化根基；鲜活的地方发展实践，源源不断为中原崛起的理论创新提供滋养；新的时代任务，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扛起的责任。从内涵上看，这一知识体系以黄河文化为文脉标识，以中原文化为主轴搭建研究范式，以现代化建设作为前进方向，把地域特色和国家知识建构的目标统一起来。推进这项工作，重在打通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吸纳新兴交叉研究成果；推动文化、文明、标识体系深度融合，激活传统知识资源；紧扣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把考古与文明研究转化为特色绝学体系，持续产出扎根中原、服务全国的原创理论成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河南力量。

河海大学孙其昂教授作题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思维》的报告。他指出，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意义重大而深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和完善要抓住这一时代机会，跟上步伐，实现历史性现代转型和跨越式发展。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有人就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力量就是思想力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施从学科定位、体系研究、社会思政等三个方面展开，坚持多学科研究思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学者具有重要责任，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建构，还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作用，都要发挥重要作用，努力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的再思考再建构再系统化。

洛阳师范学院曹玉涛教授作题为《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中的人文主义坚守》的报告。他指出，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发展是当代文明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趋势之一，但这一进程若失去人文主义的精神锚定，便可能沦为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从历史、现实、张力与未来四个维度，系统论述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中的人文主义坚守问题。在历史维度上，梳理了从文艺复兴到后现代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揭示其核心命题与内在张力。在现实维度上，分析了当代人文主义精神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丧失的多重表征，包括娱乐主义对文化精神的消解、消费主义对精神世界的殖民、虚无主义对意义根基的侵蚀以及技术依赖对主体能力的削弱。在张力维度上，剖析了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之间的深层矛盾，指出技术主义对人文精神的侵蚀、技术资本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以及功利化教育对人文素养的消磨构成了人文主义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在未来维度上，提出重塑新时代人文主义的路径，即以文化引领科技向善、以科技赋能文化向美，实现两者的双向奔赴，并通过制度保障与教育变革为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四川大学徐召清教授作题为《从逻辑学视角看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报告，从逻辑学视角考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兼具自上而下的理论阐发与自下而上的学术提炼。借助逻辑层级框架，可以将标识性概念、命题与论证分别对应于词项、判断与推理，最终整合为成熟的标识性理论。而“自主知识体系”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统摄功能的标识性概念，它既吸纳已有的学术积累，也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对当代逻辑学提出的新任务，介绍了国内逻辑学研究的重要进展，以及四川大学逻辑学团队的一系列探索。最后对逻辑学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双向互动进行了总结，并对人工智能时代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展望。

中国人民大学刘志洪教授作题为《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哲学再思》的报告。他指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我跃升。这一历史任务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次自我觉醒。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要求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依附性的“学徒状态”，通达超依附的“学人状态”，内在地追求和实现自立自强、自信自为、自主自觉，进而走向自由。“知识自我”浓缩地表征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文化的自主性，“有我”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规定。此种“自我”的建构，先行确立“新我”(新生之我)，进而通达“强我”(强健之我)，最终成就“大我”(伟大之我)。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集中展现于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生成和实现于原创性。

河南大学艾少伟教授作题为《地方学与中国何以共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报告。他指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兼顾扎根性与主体性，现有学科分类难以完整回应这两大命题，地方学、中国学由此具备独特价值。地方学重在保障扎根性，包含专门学问、思想流派、区域发展研究三类形态，以黄河学、中原学等为代表，深挖地方性知识，立足地域实证，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面貌，为知识体系筑牢本土现实根基。中国学重在彰显主体性，立足中国视角，完成从他者叙述转向主体叙述，阐释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生成原创理论，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二者形成双向知识循环：地方学自下而上供给实证经验，中国学自上而下提供理论框架与全球视野，避免理论空洞或研究狭隘。二者共生共融，解决扎根性、主体性难题，未来还需深化互动研究，增强国际对话能力，回应时代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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